老人卧底行乞揭黑 调查手记被温家宝长篇批示

老人卧底行乞揭黑 调查手记被温家宝长篇批示 瞭望


在深圳乞丐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多要钱

一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同吃同行两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写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

今年8月，当这份2万字的调查手记带着触目惊心的第一手事实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送达中央时，温家宝和罗干、回良玉等多位领导同志进行长篇批示。

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老人沉重地指出，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以下是他的讲述——

病残儿沦为工具，幕后有黑手操控

我于2005年11月开始对深圳街头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进行社会调查。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附近，有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紧闭双眼昏睡不醒。我抚摸他的小脸，牵牵他的小手，翻翻他的眼皮，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突然，有人吆喝我，一扭头，看见树丛后面站起一妇女，头扎羊肚毛巾，手里掂着一根木棍敲打地面咚咚作响，朝我奔来。

我觉得她似曾相识，就问：“我在齐齐哈尔见过你的，当时你抱一个小妮子乞讨，怎么到深圳来了？”

她先是一愣，说：“俺不认识你。”

我说：“你说你家在河南驻马店，到黑龙江讨饭，你家小妮子得了脑病，没钱治病，我还给了你一百元钱。”

她这才嘻笑着说：“想起来了，你是大善人，给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着问：“那小妮子病得咋样了？治好了没？”

“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她随意说了一句，好像不当回事，“小妮死了，俺只好趁黑往花园一放，第二天就被收走了。如果送去火化，不但要交几百块钱火化费，还会被人刨根问底，所以一丢了之。”

我不解地问：“这小男孩是你的儿？”

她如实告诉我：“不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托我带他讨饭要钱治病。”

我掏出10元钱放在小盆里，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流浪乞儿背后，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而在他们的脸上，写着贫穷和无助。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钱嘟囔一句“少管闲事”，转身又藏到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

我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睡在地上。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我想，这背后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开始了卧底调查。

我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我在河南呆过，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我常会请他们搓一顿，小酒过后，多能吐真言。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在深圳殡仪馆，一组数据更令我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286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病残乞儿的现象不少人都能看到，可为何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没有人去深究？没有人去管？城管、公安等职能部门在值勤巡逻时不可能不了解情况，关键在于我们的职能部门有没有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有没有下决心下力气真抓实管。

职能部门的执政态度决定着城市管理的成效。我曾把街头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我的“调查手记”被中央领导批示后，深圳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城管摸底、民政救助、公安打击，迅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街头行乞的病残婴儿几近绝迹。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公审大会，对行动中抓获的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进行了公开处理。

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有夫妻来共同经营乞讨业务的、有亲戚朋友互相传带的、甚至还有村民小组长带着村民一起来的。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我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与他交谈混熟后，他告诉我：“讨饭好比当年生产队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学活用就能立竿见影。一样的道理用在讨饭上就得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二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乞丐群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汉在一旁应承回话：“老何这话不假，一年搞上两万没问题，过去在生产队上，俺几个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田头记工员、一个是队上会计员。而今还是生产队的老班底。”

老何他们都有了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饭经。如“四时、八节”要饭招式各有不同：春节向小商贩摊档讨要，图个开市大吉；情人节要到公园、海滩专找谈情说爱的情侣去要。老何总结道：“这就叫‘天时地利惹人烦’，包管收入好。”

我问老何，为何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结队地出来当“乞讨专业户”？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

我感觉到，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极不正常的乞讨扎堆现象或者说是乞讨职业化，主要就是这种错误的榜样示范效应。在有些地方，只要能赚钱，没有人追究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乞讨暴发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被同乡看成是“能人”，所以乞讨成为一些地方口口相传、争相效仿的“致富捷径”。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城里讨上三年饭，给个书记都不换”的顺口溜。

在深圳丐帮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职业老乞丐，名叫屈老友，河南籍人士，常辗转于深圳与香港两地乞讨，被行内戏称为“乞讨都与国际接轨了”的“屈大师”。他有成套的行乞行头，每次在香港乞讨所获颇丰，常带回100斤左右的硬币，后来发展到将老家的侄女接来帮助其背运这些讨来的硬币。屈老友告诉我，每次都是通过回老家办理旅游签证的方式进出香港的。他还问我能否搞一个长期滞留香港的证件，这样省得来回折腾辛苦。

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近年来，一方面是收容所改为救助站，一方面在城市大街小巷仍可见许多流浪街头的乞讨者。救助站的出现始终难以消灭城市乞帮。我调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以深圳一个沿街向车辆司机乞讨的乞丐为例，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80元，一月可收入1500元～2400元，年收入可达18000元～28800元。在大城市的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不上饭的人，大多数都是乞讨专业户。用乞讨者的话讲，“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如此收入使得他们没有一个主动去救助站的，尤其从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后，执法者更拿他们没办法。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所和接送站。

今年1月24日晚上，深圳一个广告策划人花5000多元摆席13桌操办“百丐迎春宴”，请了120多名乞丐到深圳闹市区华强北湘菜馆吃年夜饭。当地媒体还图文并茂地进行了报道，其社会效果自不去评说。我也有幸参加了“百丐迎春宴”，但许多乞丐一抹嘴，“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倒是屈老友的一番直言有一定道理。他说：“救助办法好听不管用，它规定自愿寻求救助，你想啊，受害的婴儿、病残乞儿被人控制，不能去求助；乞讨专业户、乞讨暴发户是为发财来的，他咋能寻求救助呢？”

从收容改为救助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职业乞丐利用救助站的情况使不该得到救助的人得到救助，也是对社会救助资源的浪费，折射出目前救助制度存在漏洞。

经过此番调查，我认为救助工作实际处在“三不管”状况：妇联说他们权力有限无权扣人，管不了；民政说只管收容救助，没有执法权也管不了；公安局派出所要有人打110报案才出动办案，如果没人打110就不办案。试问那些残害儿童、谋财害命的暴发户能打110叫警察来抓自己吗？

换妻如换房

换妻如换房

·菊　子·


　　一朋友新近卖了旧房买新房，焦头烂额、走火入魔，不管说起什么话题，绕来绕去总是绕到房子上，言必称前院后院，口不离厕所厨房。心心念念，牵牵挂挂，眼看着头发都白了一圈、薄了一层。众人笑他，他梗梗脖子，瞪圆了眼，云：不信你试试。比换个老婆都费周折。

　　朋友夯实人，这一句话却令人茅塞顿开。想那自作聪明的文人们给婚姻取了种种好听的名字，归宿啊，爱巢啊，人生的避风港啊，爱情的坟墓啊，监牢啊，围城啊。钱钟书的小说一拍电影，更是满世界臭大街都哼叽着“外面的想进去啊，里面的想出来，”后来才知道，其实此说西方古已有之，钱大师不过贩卖一回洋人牙慧而已。与其做张做致唤它“围城”，倒不如直截了当称它房子。

　　新婚如迁新房，自是不言而喻。新房作成时，材料作工，一应是最新最佳，住进去的心情也是新鲜的。住过一些年，新鲜感渐渐淡漠，设备渐渐老化，再看看周围新盖的豪宅大屋，不免心中懊恼。十年二十年的房子，最是尴尬。等房子的年龄超过五十年，如同古董车一样，旧则旧矣，那红砖石墙、圆柱长廊，却于旧中显出一种贵族般的雍容华贵，倒反衬出开发区火柴盒房子的单薄和千篇一律。

　　婚姻也是如此。新婚之际，虽少不得一些磕碰，那是磨合，总归是快活、兴奋和积极忙碌的。过了些年，日子渐渐平淡起来，爱情的旧话是不大提起了，只那幸运的还留着些亲情、友情和色情。一年痒，三年痒，七年痒，一痒接一痒心痒难熬，挠不着的心急如焚，如热锅上的蚂蚁，挠着了又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红旗彩旗，眼花缭乱：后院要起火时，又显出它的好处，齐人之福，也只在戏文里才好看。能同甘不能共苦，能一同奋斗却不能共享其成，于是便有许多劳燕分飞，形同陌路，或者是同床异梦，互为活地狱。

　　等熬过中年，荷尔蒙眼见得稀薄起来，皱纹也慢慢沉淀堆积，夫妻便也如历史性豪宅一般增值起来，就算庆祝银婚时还有些荷尔蒙残渣余孽，等到了金婚时，那一对老人的脸上，泛出的一定是平和的光彩，便是拌嘴，也一定是充满了幽默、智慧和感情，不枉了五十年来的相互折磨。

　　这样看来，半旧不新的房子最是尴尬，中年人的婚姻也最是风雨飘摇。住不下去的房子，便换房卖房，过不下去的夫妻，便休妻换妻，热闹的，多是中年人。

　　高科技泡沫破裂，有多少人股票打了水漂，兼之丢了工作，只好忍痛卖房。就好比有那天资聪颖的，大器早成，少年时便才华横溢，指点江山。又兼之一表人材，风度翩翩，娶的自然是风姿绰约、人人仰慕的大家闺秀。不成想河东河西，起跑之后，却渐渐没有了后力，而立之年之后，便不再有丝毫起色，大家闺秀眼看这辈子就要作不成诰命夫人，先是有些脸色不好看，再后来就是抱怨、唠叨，夫妻的情份早没剩了几分几毫。到最后，照照镜子，眼看红颜渐老，杏眉一拧，樱唇一咬，铁了心要离婚。这便是陪了夫人又卖房，从此后更是灰心丧气，一蹶不振。

　　也有光景过得不如从前了的，想想自己还算是房价低时买进的，则未免沾沾自喜，心境就平和一些，对房子也就分外珍惜一些。王宝钏寒窑十八年，等回薛仁贵凯旋而归，封官进爵，皆大欢喜，成了千古美谈。如果薛仁贵一事无成，落魄而归，要饭至寒窑，也不知这位贤德的王宝钏，会不会赏他一口残羹冷汁。老薛总算还没有爱上城里的女学生女演员，倒回头嫌弃宝钏身上的窑灰草棍。

　　君不见那暴发户，革命成功了，发财致富了，得了诺贝尔奖了，换个识文断字年轻漂亮的奖杯妻子（ｔｒｏｐｈｙ　ｗｉｆｅ），也没啥，就别给自己立什么牌坊，说什么革命需要、感情不和、上帝的最后礼物。要说还是古人率真。唐高宗爱上了老爸的才人武媚娘，要易妻，就是换老婆。别看人家是天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家还是知道“寡人有疾，寡人喜新厌旧了”多少有些理亏，就老老实实开个政治局会议，招来群臣商量。好在唐朝风气开化，群臣也是知趣之人，交头接耳一回，就有那许敬宗凑趣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妻，”时代不同了，贵贱都一样，老百姓能够作到的，皇上您老陛下也一定能作得到。

　　如今世道变了，大家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各村都有各村的招，各人都有各人的活法，婚姻不过一个住所罢了，进进出出，也是看各人的缘份和选择。小朋友们回家填的表，父亲和母亲的地址电话，都是各占一栏。有那或自愿或被迫、或浪漫或无奈的独身主义者，如同一辈子租房，搬来搬去，也看足一路风景。也有先锋的他种生活方式，生活处所、生活伴侣、性取向、甚至性别本身都在换来换去，换妻换房换伴侣，比换张驾驶执照还容易。

　　多半人，偶尔见得人家高楼大厦、娇妻美眷，看看自己，个头还是没长上一英寸，往横里倒是发展了不少，摸摸腰包，存下的银子也就够付付帐单、存点退休金、孝顺孝顺爹妈，再带小的们去什么地方度度假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哪怕有些遗憾，换房的念头也就憋下去了。居家房屋，紧凑贴心，再加上主人家心平气和，即便狭窄些，却如小家碧玉般温暖适人，于是也还是有众多凡人，柴米油盐，庸庸碌碌，也是糊涂快活一生。

　　这些人恋旧，多年苦心经营的豪宅是舍不得卖掉的，于是主屋之外，又有湖畔海滨度假屋，正经二奶也；时段分享（Ｔｉｍｅ　Ｓｈａｒｅ），情人外遇红颜知己也；流浪街头出门住旅馆，露水夫妻一夜情也。

　　突然悟出，出门旅行，便是红杏出墙的瓜菜代。想那好周游列国者，平日里上班辛苦忙碌，钱、假都攒够了就出门旅行，少不了探些名山大川，风景名胜，历史古迹，阿拉斯加夏威夷，西藏印度加勒比。碰到些新的人，两眼对上了，火花碰出来了，经历些新的事，有些新的体验，梦萦魂绕、缠缠绵绵一阵子，末了哭哭啼啼、三步一回头、两步一招手地告别了，回来再写写游记，就如同给这段情来一个了结。伤心时，出门遭了抢、受了骗、或是去的地方盛名之下、其实难负时，也发誓从此再不趟这个混水。可是，等过了一阵子，旧情慢慢淡去，眼前又闪现出花红柳绿，又难免好了伤疤忘了疼，眼看假期将临时，又开始计划下一趟旅行了。

　　旅行的神妙，就在于其中的意外。有的人循规蹈矩，不过借了旅行社安排住旅馆，一切都如同旅行手册中介绍的那样简单而直率；有的人则不同，最喜欢误打误撞，懵懂懂出门，见店投店，无店露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讲究的是自愿随意、愿打愿挨，潇洒来去无牵挂。这样的关系，其魅力即在于其不可预料、出其不意，令遭遇双方，之前措手不及、之后回味无穷。

　　最爆笑的说法，还是老房子着火。老男人在青春红颜面前馋涎欲滴、紧张兮兮、抓耳挠腮、时不我待的猴儿急样子，着实令人哈哈哈仰天狂笑不止。本来么，成熟男人总有其吸引人之处的，不光是其财、其权、其才本身，而是财、权、才等身外之物，总会折射回这些男人们身上，遮去些啤酒肚，盖上些光头皮，挡上点大黄牙，给那爷儿们身上打上一圈光环，就象那朦胧月色，给那枯藤老树添出一些苍劲的风致。

　　老牛吃嫩草时，最忌急切，要就要理直气壮些，财大气粗些，潇洒自如些，流氓无赖些，不管心里怎样煎熬，脸上却要装出一副满不在乎、老子不稀罕的酷相，姜太公钓鱼式的轻慢，强似老房子着火般的慌张。

　　反过来说，广大妻子同志们不妨扪心自问一回，自家有没有被换掉的可能性。偶尔不经意间瞅他一眼，看看自己心里会不会紧张地格登一下。小心些，别看你那汉子灰头土脸、呆若木鸡、三棍子碾不出一只闷屁，你不格登，说不定还有别人会格登；更要紧的是，究竟人家曾经年轻英俊过，当初二位也算是金童玉女、歪瓜裂枣、王八绿豆地般配。这些年摸爬滚打、饱受河东狮吼咆哮折磨，颓唐、沧桑、窝囊、风霜之外，却也添了一份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从容，只怕在情场股市上，那行情倒涨了上去。

　　聪明的女子，就该琢磨着趁感情尚好时，跟他立个休前协议：为了你休后英名，一是逼他答应一定要另娶，不娶人家就会说你遗毒太深，伤了他对世间所有女子的胃口；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他找的那个新欢，一定要比你年轻、比你漂亮、比你聪明、比你温柔贤惠；要是她哪一样明显地比你差，就是违反合同，需以重金赔偿。

　　你想想，要是你老公休了你，手上挎一新老婆来了。若是那新老婆是个年轻的狐狸精，你气吧，恨吧，咒吧，当面装坚强回家窝被子里哭鼻子去吧。也还有个骂头。要是那新老婆比你还老，比你还丑，比你还笨，比你还凶，比你还懒，结果人家还是宁可要她不要你，那叫什么。

　　那叫买椟还珠，丧权辱国。

医生称赤壁之战曹军败于血吸虫而非火攻

医生称赤壁之战曹军败于血吸虫而非火攻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8日 08:03 北京科技报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其中根据《三国志》演绎的赤壁之战更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在《三国演义》中，年轻的东吴水军都督周瑜趁着诸葛亮借来的东风，在初冬时节用火攻之法烧退了曹操号称百万的大军。从此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局势。

　　但是近日，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李友松提出，赤壁之战曹操兵败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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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是一种血吸虫病在中间作怪，导致曹操军队溃不成军，不战而败。究竟是诸葛亮的东南风助了孙权一臂之力，还是曹操的军队不战而败？李友松主任给记者细细地讲述了他的考察过程。

　　研究
南水北调“调”出赤壁之战

　　李友松主任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血吸虫病。当时，他正在参加“南水北调”的课题研究，主要研究南水北调会不会造成血吸虫病的泛滥，这个时候李友松开始大量阅读古代书籍。当他看到《三国志》中描写赤壁之战的文字中有多达14 处都记载着“曹操的军队中有疾病盛行”，李友松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疾病困扰着曹操的军队？赤壁之战曹操军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真的是周瑜的火么？

　　于是，李友松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他分别从曹操的进军路线、士兵的出身等多方面进行考证，以及为何孙权的军队没有感染，只有曹操的军队感染疾病等问题着手，最后得出了血吸虫病导致曹操兵败赤壁的结论。

　　血吸虫病突袭曹操旱兵

　　众所周知，赤壁之战是发生在公元208年初冬的一场战事，刚刚统一北方的曹操南下，在打败刘琮之后，企图一举歼灭孙权和刘备，统一中国。但是在湖北赤壁，孙权的手下周瑜凭借着诸葛亮借来的东南风将曹操的百万雄师一举歼灭。

　　但是李友松却说，其实火烧赤壁之说并不成立，周瑜不过是派出了10艘小船，船上装着一些易燃物品，但是在江面上，这些易燃物品根本对曹操的军队构不成威胁。如果曹操的军队想灭火，从江上取水简直是轻而易举，怎么会这么容易被火烧死？

　　并且在正史《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有曹操给孙权信中的一句话：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李友松认为，信中所指的疾病就是血吸虫病。

　　李友松解释道，血吸虫病在中国只有南方才有，并且以湖南、湖北为重疫区，以秋季疫情最为严重，就算是现在也是如此。并且它分为急性、慢性和晚期三种，而曹操的军队患上的正是急性血吸虫病，这种疾病主要是在秋季流行，而曹操的军队开始训练水兵正是在血吸虫病感染严重的秋季中。

　　如果人感染上急性血吸虫病，基本上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发病。症状主要是发高烧、肝脾肿大和拉肚子。虽然症状并不特殊，但足以影响曹操军队的作战。赤壁之战是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开战的，南方又寒冷，而这个时候曹操军队的士兵们正饱受血吸虫病的困扰，又怎能全心作战呢？

　　血吸虫也“欺生”，所以只“骚扰”曹军

　　既然疾病横行军队，为什么只有曹操的军队受到感染，而周瑜的军队却没有受到血吸虫病的袭击呢？

　　李友松解释道，这是血吸虫病的一种特性，就像是水痘一样，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在体内会形成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容易再次患上血吸虫病。周瑜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在长江流域一带活动，熟悉水性，对血吸虫病也有了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但是曹操的军队基本上是在北方活动，基本上没有感染过血吸虫病，没有免疫力，所以初到湖北就成了易感染人群，很容易感染上血吸虫病，导致军队士兵的身体不适，无从应战。

　　除了血吸虫病之外，李友松还认为虽然曹操的军队饱受血吸虫病的困扰，这是赤壁之战兵败的主要原因，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影响因素。他说，曹操的军队在马背上能够驰骋战场，可对于水上作战他们还是陌生的，并且曹操的军队中还有先前从不战而降的刘琮征来的士兵，并不团结。相比之下，周瑜的军队本身就是靠着水上作战取胜，上下一心，齐力断金，所以赤壁之战可以打败曹操，成就后来的三足鼎立。

　　国际战争史上多支军队都曾兵败血吸虫“嘴下”

　　血吸虫病始于何时？怎么连三国时期的曹操都不能幸免？

　　“其实血吸虫病的历史非常之久，早在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女尸的尸体中就已经发现了血吸虫病的虫卵。”李友松进一步解释说，早在汉代中国就有了血吸虫病，所以三国时期曹操的军队感染上这种疾病并不稀奇。

　　除了曹操的军队以外，历史上还有很多支军队都遭到血吸虫病的侵害，近代史上更是如此，李友松说，比如1949年中国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就有一个军的士兵都感染了血吸虫病，至少有三四万人之多。再如拿破仑的军队在非洲的时候也感染上了血吸虫病，以及美军在菲律宾登陆的时候同样受到了血吸虫病的侵害。

　　-文/本报特约记者 冯雪

　　学界观点

　　不宜轻言病症

　　在史学界里，赤壁之战曹操战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们是否认同李友松提出的“血吸虫说”呢？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易中天在《易中天品三国》中提到了对赤壁之战的观点。他赞同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这本书中的观点。他认为曹操交战失败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疾疫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

　　第二个原因是曹军不习水战，它本来是北方的军队，它不善于水战；

　　第三个原因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是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刘联军，轻敌了；

　　第四个原因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你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肯定是打败了。就是两军隔江相驻。正如周瑜和诸葛亮说的，是疲敝不堪的人率领着离心离德的人，所以曹操打败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何兹全教授：

　　在史学界里，关于赤壁之战曹操战败的原因，大家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曹操军队和周瑜军队在人数上并没有很大的悬殊，曹操没有百万雄师，也就是七八万人左右，而周瑜从刘备手中借来的人数以及自己的兵总共有五六万人，“其实人数上不相上下”。

　　但是曹操的军队多为北方人，初到南方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甚至会引起一些疾病。并且曹操的军队善于在陆地作战，而周瑜的军队善于在水上作战。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曹操兵败赤壁。

　　对于李友松主任提出的血吸虫病的说法，何教授认为，虽然史书上记载曹操的军队受到疾病的困扰，但是究竟是什么疾病，不轻言定论。

主力红军痛弃伤病员 数万军人哭声在雪山上回响

主力红军痛弃伤病员 数万军人哭声在雪山上回响

　除了二十五军外，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二、四方面军都或多或少地见识了大雪山的淫威。从进入邛崃山区的那一天起，一直跟在红军身后的追兵便不见了。这时的蒋介石只是调遣队伍守在川西的山口外面，他断定红军翻不过皑皑雪山。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队伍的主题词便是翻越。翻越的对象是一座座终年积满冰雪的高山，翻越的工具是用碎布、棕毡撕成条包裹的草鞋和穿在脚上带钉子的土制登山鞋，翻越的条件是每人山脚下喝一碗热姜汤，揣在怀里的几个小红辣椒。

　　现在回头看，雪山只不过是一个统称，是红一方面军翻过的五座雪山，红二方面军翻过的十座雪山和红四方面军前后三次累计翻过的二十多座雪山的总称。　　

　　1936年，距离达维会师已有一年的时间。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县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宝兴和达维只隔着一座夹金山，已经有了汉语名字的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对红军再也不陌生了。

　　和去年似乎相同的情景又出现了。山腰上是密密麻麻的帐篷和队伍，红军“喊着口号，好远都能听见。”这次，顿巴和他的乡亲们带着食物和水，对翻山过来的红军表示了欢迎。

　　对于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和一年前不同的是，由于熟悉了雪山地貌，战士们减少了翻越夹金山时的人员损耗，但队伍却有了新的血泪。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百丈关、天全一带受挫，不得已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上千名伤病员，被永远地留在了夹金山的另一端。

　　整装待发的部队望着身后上千名年轻的红军伤病员。他们躺在雪山脚下，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部队。这都是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对手，更何况，在红军伤员中，有人在十几个小时前刚刚杀掉了国民党的士兵。

　　“大家要安心，尽量养好伤，如果敌人来了，胆敢有杀害伤员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据理力争。”红军中的政工人员含着眼泪说。一方用心地听，另一方无奈地说，双方心里都很清楚，这些话对于肯定是严酷结局来说，多少有些苍白。很多红军战士不忍离去，走在山路上的也是一步三回头，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伤员，岂止是他们的战友，有的真的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漫天飞雪中，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在百万军中不曾皱一下眉头的红军将领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部队终于出发了，数万名军人的哭声在夹金山上回响，盖过了飘飘洒洒的大雪。

　　山顶，至今伫留英魂

　　顺利通过夹金山只是红军过雪山的一个序幕。从四川盆地到松潘草地之间的几个红军坟，默默地证明着红军此后更为艰难的道路。

　　穿过盘山公路的那条细细的折线，就是当年红军最艰难的一段路——五道弯，只要走过去，夹金山就被踩在脚下了。

　　在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红二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最晚进入雪山地区，翻越的雪山却最多。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扎拉亚卡山、海子山、马巴亚山、恶热山、麦拉山、瓮水、邯坡等二十多座雪山。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的部队，由于曾三次跋涉雪山草地，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长。红桥山、夹金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党岭山、巴郎山、鹧鸪山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累计翻越雪山超过20次。

　　1952年7月，驻扎在雅克夏雪山的解放军部队在营地附近发现了排列整齐的 12具遗骨。这些遗骨全部头南脚北排列，且间距相等，保存完整，看不出任何断裂和枪伤的痕迹。当时，这支部队的一位负责人正是当年爬过雅克夏雪山的老红军，他根据已经风化变脆的军装和散落在骨架旁的皮带环、铜扣等等遗物认出，这12具骨架就是红军战士的遗骨。

　　后来查明，这支红军队伍是红二、四方面军建制的一个班，他们在甘孜会师后，北上翻越雅克夏山，夜里在山顶宿营。海拔4443米的雅克夏山山顶的空气非常稀薄，这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全部由于缺氧窒息而亡。

　　解放军战士们把这12具红军战士的遗骨收殓起来，在距山顶100米的一处山凹中造坟立碑。

　　在雅克夏雪山脚下的黑水城郊，伫立着一座更大规模的红军烈士墓。这里长眠着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途经黑水城时牺牲和冻饿而死的烈士遗骨。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红军战士，有将近一万人。他们的家乡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区，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不过24岁。据当地的老人回忆，直到20世纪70年代，雪山上还时常能见到一堆堆的白骨和被丢弃的手榴弹。

　　与雅克夏雪山相隔数百公里的党岭雪山上，也保存着一座红军坟。它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坟墓。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军翻越了党岭山，同时创造了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一次翻山纪录。

　　党岭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海拔5596米，上下山约200里路，四方面军站在山脚的时候，当地夜间气温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白天也都在零度之下，但很多红军却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光着脚。

　　上山时，即使是最顽强的挑夫也累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先头连队根据向导的指点，用刺刀或铁锹在陡峭坚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脚孔，大家紧紧跟随着前进。四肢早已被冻得没有了知觉，脚被冻裂，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迹。

　　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中，有的人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不自觉地停下歇一歇，结果永远躺倒在雪山怀抱里。

　　现在，山顶上的红军坟没有坟头，没有墓碑，甚至连一点红军的痕迹都见不到，却经常有当地百姓上山来祭拜，环绕的经幡和哈达成了山顶一道独特的风景。

　　由于气候的变化，如今的夹金山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一年中大约只有四个月会有积雪。而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中旬，只能看见绿茸茸的草甸和漫山遍野的鲜花。

　　在接近山顶的地方，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折线，从一圈圈的盘山公路间蜿蜒穿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五道弯。

　　我们踏着英雄们的足迹，向上攀爬了一段。远远看上去似乎很平缓的一段路，却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体力。高山缺氧让我们举步维艰，遇到乱石堆积的地方，不借助工具很难通过。

　　行走在边缘地带

　　走下雪山之后，周恩来连连咳嗽，这只是一个前兆，随后袭来的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和周恩来一样，翻越雪山是很多红军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翻越五岭，四渡赤水，也超过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

　　抢渡大渡河以后，雪山并不是红军北上的唯一一条路。当时，队伍从东侧能够抵达茂县；从西侧可以沿一条商队常走的山路通往川西北的丹巴地区；最后一条路才是横在面前的夹金山。

　　当时的红军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达维县党委书记任强指着地图解释说，东侧最好走的大路早已布好了川军，西侧不仅路远，还要经过大小金川地区，面临诸多土司武装的威胁。为避开攻击，红军不能靠聚居区太近，但为了取得粮草，也不能离得太远。换句话说，当时的红军只能长期徘徊在边缘地带。

　　这就意味着未来两个月内红军将不停地翻越雪山。从夹金山开始，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陡然升起，岷山山脉、折多山脉、横断山脉环绕于前，大小雪山共有几十座。而红军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在长途跋涉中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见过雪。

　　海拔4930米的夹金山是红一方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此前，红四方面军已经先行翻越了海拔4592米的红桥雪山。

　　即使在当地人眼中，夹金山也是值得敬畏的。当地居民称夹金山为仙姑山。他们告诉红军，这座山只有神仙才能飞过去。而红军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炎热潮湿的华南或华中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应对冰雪的经验。　　

　　登山前，卫生员们不得不像教孩子一样耐心地向将士们讲解: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出发前用布条遮住一部分视线，防止雪盲；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喝一碗祛寒的鲜姜辣椒汤；在山上禁止喧哗，防止发生雪崩……

　　6月的山脚下天气已经很热，刚开始爬山时，人人汗流浃背，衣服湿透。快爬到雪线的时候，气温一下子降低，战士们觉得凉快下来了，开心地互相开着玩笑。“谁也没想到后面，没想到爬座山居然会死。”九旬老红军马其章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

　　进入积雪线后，俨然进入了严冬，有的地方积雪一直没到膝盖。“我穿着平时的草鞋和短裤就翻过来了。”马其章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然而，这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于很多红军战士来说，并不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马其章那样轻松。

　　种种对冰雪的不适应在雪线之上集中爆发了。越向上爬，空气越稀薄，很多人出现了高山反应，加上寒冷饥饿，有的人一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人没有按照卫生员的嘱咐遮住眼睛，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中突然雪盲。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一脚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由于缺少御寒装备，许多人冻僵了，再也没有站起来，或者滑倒后直接坠下冰崖没了踪影。

　　“地上有前面人趟出来的一条雪路，大家就低头跟着走。”85岁的老红军张世秀已经记不清登山的过程，“沿路时常有长条形的雪堆，都是去世的战友。”

　　爬上山顶，垭口寒风吹得人站立不稳。力气小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老红军杨定华曾经用文字记录了当年的经历:“站在山顶，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我们冲飞机喊，上来啊，有本事上来啊。他们根本听不见。”

　　终于到了下山的时候，滑溜的冰面根本站不住脚，战士们纷纷坐在山顶上，像溜滑梯一样顺着山坡滑下去，但是，并不是所有结满坚冰的路面都能顺利滑向山脚。于是，有的红军战士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像炮弹一样，笔直地冲下了万丈深谷。　　

　　山脚下，兄弟重逢　　

　　穿过盘山公路的那条细细的折线，就是当年红军最艰难的一段路——五道弯，只要走过去，夹金山就被踩在脚下了。赵耕摄“他们从山上下来时，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皮包骨头。”四川省小金县达维镇的藏族老人张绍全一边说，一边用手在两颊边比划，形容着红军瘦削的脸。
达维会师桥，红军战士们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亲人。朱林摄
达维会师桥，红军战士们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亲人。朱林摄

　　1935年的农历五月初四，张绍全见到了刚刚成功翻越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当时他叫顿巴，还没有汉名。达维也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全村只有106户人家。

　　当时只有21岁的顿巴可能并不知道，他和这支队伍一起度过的是承前启后的一天。在这天之前，一方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路上第一座雪山的考验，并成功地与阔别八个多月的四方面军相逢；在这天之后，等待着他们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雪山。

　　张世秀至今也说不清自己队伍的编号。入伍时，她是红四方面军25师的一名卫生员。到了达维之后，她和另外1000多名战友被划归到中央红军。还没来得及记住新队伍的名字，张世秀便因为一场疟疾留在了达维，随后一直定居下来。

　　长征初期，红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红四方面军曾丢失过一个密码本，由于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此后便停止了使用。

　　红军飞夺泸定桥成功后，杨成武带领的突击队已经出发，任务便是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四方面军也几乎同时派出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寻找一方面军，率队的是年轻的李先念。

　　如果在地图上画出两支突击队行进的路线，只能说是冥冥中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所指引。否则，很难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红一、四方面军各自的突击队尽管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就像是两块互相吸引的磁石，总是蜿蜒地朝着对方前进，两支队伍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的时候只有100公里。

　　终于，几声军号确认了兄弟的相认。两支队伍在山路上狭路相逢，走过漫长的征途，两支队伍的服装差异很大，又都没有打出明显的旗号，兄弟相见对面却互不相识。两支队伍都很机警，先头部队已经交了火，互相放了一阵枪，幸好还没有人员伤亡。一支部队先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指战员下令吹响军号来试探对方。

　　“自己人啊！”同样的军号声在对方的队伍中响起。两方的士兵都沸腾了，握手拥抱，相互问候，一片欢呼。从中央苏区撤出8个月来，一直孤军作战的红一方面军终于和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自四渡赤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

　　李先念并不在欢庆的人群当中，他正固守着刚刚打下来的三关桥。在此之前，李先念率领队伍打下了达维县城另外一侧的猛固桥。控制了这两座桥，就等于扼住了达维仅有的两条道路。

　　收到25师师长韩东山的电报，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东山立即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

　　这时，红―方面军的部队正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见面后，红四方面军当时便补给中央红军一千多人。李先念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们心目里，这就是一家子。”在随后召开的集会里，红军们唱起了自己编的会师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

　　当天晚上，县城旁边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红军载歌载舞，好动的顿巴忍不住加入其中。当晚和顿巴合舞的红军叫张绍全，队伍临走时，他把自己的汉语名字一笔一划地写下来，送给了顿巴。

中国十大最具商业价值的作家

文/枕寒

考量一个作家的商业价值，作品本身的硬度是一个方面，作家的社会知名度是一个方面，作品的开发潜力和衍生能力是一个方面。基于这个认识，我罗列出当下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十位作家名单。纯属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教。

一、 如日中天易中天

当下最红的作家是谁？毫无疑问，易中天是不二选择。我们会在各地媒体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TOP10上发现，他的书经常占到半数以上。作家兼学者的身份，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文笔，使他横跨出版、电视两界，成为名符其实的明星。

一本书创下200万天价稿酬，并不足以说明他的价值，他成不了男版的乔安娜·罗林，最能体现他价值的还是电视。电视造就了易中天，但目前暂时还没发现电视台进一步开发易中天的迹象，除了在《百家讲坛》继续讲课之外，凭借易中天的口才和应变能力，完全可以像李敖那样主持节目，或担任电视文化节目制作人，成为一个男版的奥普拉·温弗莉也不是没有可能。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二、恐怖第一人周德东

一部潜心创作完成的《门》让曾经出版过14部恐怖小说的作家周德东一飞冲天，这位从事恐怖文学创作六年的作家，在《门》 15万的印数创下恐怖文学首印记录的推动下，成为本土恐怖文学第一人。其实早在去年，在由多家媒体举行的一项名为“寻找中国的斯蒂芬·金”评选中，他就名列第一。

目前，除了周德东出版于几年前的《三岔口》被李少红改编成电影外，其新作《门》未出版既被某影视公司买断电影改编权，将于年底前后开机。此外，他还受邀成为多家恐怖杂志的主笔。在国内恐怖文学热持续走高的时候，最能体现周德东商业价值的是，他已出版的14部作品，几乎每部都具备改编影视作品的资质。而他将担任导演开拍《门Ⅱ》、计划筹拍《三减一等于几》的消息，为恐怖文化平添了几分热度。

国外恐怖小说被改编最多的作家是斯蒂芬·金，他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恐怖大家，一旦周德东改编作品产生广泛影响，借助影视的力量，中国的斯蒂芬·金便会赫然出现。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三、电视剧之王海岩

海岩是为电视剧而生的，虽然他的文字印在纸上一样令人为之着迷，但更为通俗直接的电视剧，使得海岩的名字家喻户晓，在王朔之后，他成为最有份量的荧幕英雄。出演海岩剧必走红，成为影视圈内的一个定律。近年来海岩剧持续不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绵延不绝的创作生命。前期对海岩作品的过度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损伤，在之后几年，海岩仍将是电视剧之王。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四、重拍鼻祖金庸

金庸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张纪中，作为中国最烂电视剧制片人独一无二的人选，张纪中把无数人心目中的金庸经典拍得惨不忍睹，看不出任何人从张纪中电视剧中得到了益处——金庸除外。金庸热的一次次掀起，也使得这位老武侠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人视线之中。即便金老今后一个字不写，凭借张纪中等导演对观众的拙劣低估以及读者对金庸作品的厚爱，金庸再热上五年、十年是没问题的——大不了再重拍上几次。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五、造钱机器郭敬明

郭敬明又要担任杂志主编了，这次的幕后老板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同时，小郭还在春风文艺出版社担任一份定期出版物的主编，此外，小郭每年还要出版新书满足粉丝们的需求……在利益的驱使下，郭敬明成为出版社的造钱机器。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中学生，凭借一己之力养活着那么多人。只是出版单位的压榨方式令人担心，背负抄袭之名的郭敬明还能抗多久？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六、悲剧大师余华

张艺谋改编了《活着》，这是迄今为之最能体现张艺谋艺术水准的作品，却因种种原因影片未能上映，余华失去了和苏童一样，借名导持续触电的机会。余华的悲悯性格连累他的作品的改编也充满坎坷，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他成为中国严肃文学的代表人物。一旦电影管理尺度放开，余华已经出版的其他作品如《在细雨中呼喊》、《兄弟》都将会是很好的题材。据说《兄弟》已经被改编成话剧。在庸俗审美充斥的中国，余华的商业价值的发现还需要等待，不过我们相信那一天的到来。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七、草根英雄Acosta

上封面、做模特、做形象代言人、拍电影……千万点击博客Acosta正在朝着全面商业化的道路上狂奔。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新一代年轻人的种种优点：健康、阳光，在书写和演艺方面俱佳，且有极强的可塑性。目前，Acosta出演的几部电影虽不是大制作，但作为影坛新人，有如此好的机会、如此高的起点，前途不可估量。这位千万网民用鼠标造出来的网络名人，或将开辟另外一条火箭式的走红之路。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八、落寞财神苏童

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苏童可能是内地最受导演宠爱的作家。但苏童一直缺少一本超级畅销书，哪怕像余华那样，出一本《兄弟》那样的虽然口碑不好但销量不错的图书，为自己长长身价。刚刚出版了《碧奴》的苏童，再一次站在了读者的视线中央地带，只是遗憾的是，《碧奴》和他以前的作品那一样，不温不火。可能是他的阴柔、抑郁并不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但苏童毕竟是苏童，只有真正的阅读者，才懂得他的价值。再过20年，苏童仍然不会落伍，他还是人们心目中那个不有着旺盛创作力的才子。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九、电视专业户池莉

《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水与火的缠绵》、《不谈爱情》、《烦恼人生》、《有了快感你就喊》、《生活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这些熟悉的书名，大多在出版之后被搬上了银幕，池莉在为读者写作的同时，似乎更懂得如何揣摩电视时代观众的心理。最近，《有了快感你就喊》更名《幸福来了你就喊》正在拍摄中。

池莉大概是唯一能和男作家王朔PK一把的女作家，两人被改编的作品数量同样惊人的多，两个人同样都相当的有个性。只是和王朔相比，池莉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总是处于半火不火的状态，希望随着《幸福来了你就喊》的播出，能给池莉带来巨大的名誉上的受益——在富豪遍地的时候，仅仅做一个温饱小康的专业户是不够的。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

十、宝刀已老贾平凹

除了创作中期留下的那一批经典之作，老贾还有什么让人留念的？老贾老了，手中笔亦老，但老贾制钱创作的纸上财富却犹如一座座金矿。据我所知，除了根据《废都》改编了一部名为《废都艳事》的电视连续剧外，老贾的名声和他触电的次数实在不成比例。只能叹老贾运气不佳。

现在老贾的情况是每个字2元，但惜墨如金的他自转行卖画之后，很快赶上了一个二流画家的身价。把画作这块市场开发好，老贾在晚年混成个千万富翁也不是没有可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贾以其当年神勇位列最有商业价值的中国作家最后一位，还是绰绰有余的。

名气指数：★★★★★★★★
可挖掘指数：★★★